孔夫子如果在2007年复生，最该“感谢”的人第一个是于丹，第二个是于丹，第三个还是于丹。一定是这样的。答案还是在《论语》里面。对于儒家的圣人来说，“朝闻道昔死可矣”，世俗的安乐自不放在心上；“富贵与我如浮云”，金钱地位也不足道。
但圣人究竟不是神佛，还是有所追求的，夫子在《论语》里自道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这个“名”字，对于儒者来说是很难化解的，就算一时南山高卧，终究还需“沽之”。无怪乎儒家之教又有所谓“名教”的讲法。现如今，除了于丹女士，谁能为孔老夫子赚得如此大名呢？蒋庆、陈明显然不能、也不为。李泽厚、王财贵也做不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光孔子要感谢于丹，就连儒家的徒子徒孙都应该感谢于女士。
当然，看了点于丹说《论语》的节目之后。也不得不说，内容真是普通的很。就是在央视的这个叫做“世纪大讲堂”的节目里（莫非它要办上100年？），也算不上上乘。专业精神的确差了点。语言表现力倒还不错。延续这个节目一贯的“说书”风格。也算是该节目赢得“群众”欢迎的一个秘诀吧。实际上，去年易中天走红的那阵子，就有人琢磨了一下该节目的运作手法。发现该节目主讲人大多是中学教师、或前中学教师。很能驾驭普通文化层次观众的心理。如果说于丹说《论语》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，恐怕就是在这里了。
好的学术通俗化，并不容易。甚至也完全可以成为经典著作。房龙的人文系列，兰姆兄妹的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》就是如此。在中国，林汉达先生的历史通俗故事系列也堪称经典。乃至于，艾思奇的《通俗哲学》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也有着一定地位。谁说通俗里面就没有经典呢？
话说的再极端一点，《论语》一书本身其实也就是个通俗著作。在儒家的学统里，本不和相传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相提并论。在儒者的学习中，更多的是参考资料或入门读物之类的性质。属于启蒙读物。旧时私塾给学童开蒙，往往读完百家姓、千字文之后，就是讲授《论语》。也就相当于个小学课本吧。是非常合适为普通读者讲授的读物。
所以，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说，对于《论语》进行通俗化的发挥，倒也不算离谱。也容易讲的生动活泼，引人兴趣。儒家经典按难易深浅来说，在孔子的时代，《诗》《书》最通俗，是夫子给弟子入门之用。儒门弟子如果连《诗》《书》都没有功底，是不可想像的。但精微如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（春秋本文经传，非《左传》）就不是人人可得而闻之的了。如果谁能上电视把这玩意给通俗了，那可算得上是“大境界”。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《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》似乎是太专门的理论语言学图书。自去年年中印行上市以来，反响寥寥。当然不是和那些流行读物一较高下，而是相比那些诘嘴拗牙，满纸生造词的现象学“大部头”，以及那些个鸡零狗碎、曲里拐弯的分析哲学”小部头”。更别说近来忽然走俏的古希腊文、拉丁文教程。（似乎一夜之间，中国有些思想的年轻人都开始钻起洋”故纸堆”来了。）
对于这部书，（主要指的是《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》的后半部分，即《语言理论绪论》）对于该书，自己是颇有些许情感的。小子束发就学，聆大人之教此论，算有些家学。也曾费些心力，啃了几页英文译本。若问读懂否？答案显而易见。此论本非入门之书，向来以难读著称。专家学者以为难，何谈后学。这恐怕也是多年来无中文译本的原因之一罢。
但另一方面，该书又似乎有着足够的吸引力，让人割舍不下。主要是因为索绪尔。俱往矣，自德里达以来，轰轰烈烈的”结构主义运动”似乎已然烟飞灰灭。不上街的”结构”，似乎天生提不起国人的兴趣。仅存些许影响在文艺批评之中。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、存在主义借着现象学、解释学的思辨，趁着英美哲学里”形而上学复辟”的暗流，再次成为国人思想的主流。不知为何，宏大叙事的思辨哲学总是特别吸引国人的趣味，似乎是很难认同那些从具体科学而成就的那些思想体系。
宽泛说来，逻辑学之于弗雷格，心理学之于胡塞尔，物理学之于马赫，经济学之于马克思，精神分析之于弗洛伊德都是例子。在国人的思想谱系里，思想本该是从一般而推广至具体。如黑格尔、海德格尔。反之皆是小道。（马克思、胡塞尔看起来很火，其实是寂寞自知，马是革命理论需要，胡塞尔则是搭上海氏的便车。之于大师自己的思想，国人真知者并不多。）
索绪尔的意义，趁着文艺理论的宣扬，多少为国人所知了。数年以来，《普通语言教程》译本新出数种，便是明证。叶尔姆斯列夫，（还是较习惯这个译名）作为索绪尔学术思想继承者，当然有其特别的价值。实际上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法兰西，索绪尔的影响真正超出语言学领域，为思想界所接收时起，就是和叶尔姆斯列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。
当结构主义明星罗兰巴特，第一次从格雷马斯那里得知”结构主义”这个古怪的名词的时候，后者建议这位无知的老兄”读一读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”。这里所指的”叶尔姆斯列夫的著作”，应当主要就是《语言理论绪论》。在格雷马斯本人看来，叶氏是”那位日内瓦大师的教诲的唯一忠诚的传人”。格雷马斯对多斯（《从结构到解构：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》的著者）如是说：
[叶姆斯列夫]是索绪尔真正的传人，或许也是唯一的传人。只有他才明白索绪尔的意图，并最终清晰明确地把它概括出来。
（以上引文见《《从结构到解构：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》》上卷，91页）
如此说来，译者程琪龙先生功不可没。因为本书是出了名的难译，据我个人所知道，尝试翻译者并不乏其人，甚至包括本人在内。乃至也见过全文翻译完毕的打印本子。而正式印行者还只有目前程氏的这个译本。对于译者其中的辛苦特别能够体会。尽管从篇幅上来说这只是本区区数万字的小书。特别是书中一些专门术语，从老先生到如今的学人都各有体贴，难有定译。对于译者的译法，自然见仁见智。至于译文艰涩，似乎也很难去责备求全。可以对有志”虎山行”的普通读者说的是，指望仅凭该译本读懂此书，是不可能的。
给有心一读朋友一点建议：1.近年学术期刊上关于叶氏的论文可作参考；2.老辈语言学家，特别是方光焘先生的相关论述；2.可能的话不妨对照下英文本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建立在读者已对索绪尔的思想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。
【叶尔姆斯列夫】Louis Hjelmslev 1899～1965，丹麦语言学家。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 。生于1899年10月3日 ，卒于1965年5月30日 。1923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，1937年起回母校任教，主持比较语言学系 。1926～1927年 ， 叶尔姆斯列夫开始接触F.de索绪尔的理论。1928年，出版《普通语法学原理》。这本书描写语言的范畴，明显地反映出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的观点和E.萨丕尔的概念范畴的影响 。 后来又出版《格的范畴》（2卷，1935～1937）。1931 年 ，叶尔姆斯列夫发起成立哥本哈根语言学会 。和H.乌尔达尔（1907～1957）合作，研究语音学和音位学，写出了《音声学原理》，1935年在第二次国际语音学家大会上提出。接着，他们把音声学发展成一般性理论，创立语符学，1936年在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提出 。1943年 ，叶尔姆斯列夫用丹麦文出版《语言理论基础》一书，这是语符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，讲语言的共时研究。
必须感谢刘晓枫，作为一本古希腊语教程来说，《凯若斯》另类且矫情。但通过刘近乎炫技的旁征博引，倒是让咱们没有机会喝上洋墨水的“土包子”陶醉一番，见识下洋考据的面目。（我敢说，《凯若斯》的粉丝们早晚得反诸六经，包括刘在内。）说道柏拉图，刘先生提到的水建馥译本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于是想法找来翻翻。
光看这本题为《古希腊散文选》的小书封面，无论如何想不到其中收录有柏拉图对话。尽管在林林总总的哲学史总是在说，柏拉图对话录文采飞扬，堪称名篇。但说实话，在我曾浏览的中文诸译本中，趣味索然。数年以来倒也未曾质疑，原因有二：一则柏拉图对话在我们看来主要应是哲学著作，所谓文采想来是相对亚里士多德或后世的康德、胡塞尔著作的那种诘嘴拗牙吧；二则古希腊与现代汉语之翻译难度颇大，达而亦已，怎敢苛求。
在常见柏拉图对话译本里，《游叙弗伦》、《申辩篇》、《克力同》、《菲多》，所谓的苏格拉底四部曲，当是颇见文思，绕有趣味的名篇。读过乔维特英文译本的人，不难体会其中的滋味。但在目前常见的几种现代汉语译本中，似乎还没有能和乔维特英文译本一较精彩的。或是平白的如白开水，或是生涩的如早期汉译佛经。当然译者都非泛泛之辈，最终让我怀疑上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力。
水氏的柏拉图对话译文却让人惊喜。柏拉图说现代汉语竟然可以明白晓畅如斯！好似邻家风趣的大伯，幽默调侃，时而反语讥讽，时而“胡搅蛮缠”，栩栩如生，如在眼前。一时间，叫人无法释卷，不思旁骛。
其中《游叙弗伦》译文犹为绝妙。读罢不禁心生疑问，如此之流畅之译文是否牺牲了些许的原意。我辈学浅，不能对照原文以校之。（也买不起什么洛布本，更别说什么善本。）只能就几种中文译本对照读之，竟无可修正。至少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水氏译文准确度完全经得起推敲。况且译者随文注释也堪称精到。
录下一段严群、王晓朝和水建馥《游叙弗伦》开篇译文。（王晓朝译本即中文首部柏拉图全集中之译文。）
游：什么新奇的事发生了，苏格拉底？你竟然离开了消磨光阴的绿概安，此刻逗留在王宫前廊。你不至于象我这样，在御前打官司。
苏；我的官司，雅典人不叫作控告，叫做公诉。
游：你说什么？仿佛有人对你提出公诉；我不信你会对人提出。（严群译本）
欧绪弗洛：是你，苏格拉底，什么没新鲜事吗？什么事让你离开经常逗留的吕克昂，在这王宫前廊耗费时间？你总不至于要像我一样，在执政官面前打官司吧。
苏格拉底：我的事不是雅典人说的那种法律上的民事案，欧绪弗洛，而是刑事诉讼。
欧绪佛洛：怎么会这样？你的意思是有人起诉你吗？如果是你起诉别人，我绝不相信会有这种人发生。（王晓朝译本）
欧梯佛洛；苏格拉底，真是新鲜事，今天你怎么离开光明寺的老巢，到法院这儿来消磨时间？该不是像我一样，到法院来打官司吧？
苏格拉底：欧梯佛洛，我们雅典人不说这是打官司，说这是吃官司。
欧梯佛洛：什么？看来是有人控告你。我看总不会是你要控告什么人。（水建馥译本）
关于《游叙弗伦》的主题，严、王译本译作“虔信”，水译本译作“天理”，何者为佳，对于明于中国传统来说，无疑是后者。“天”者、“理”者皆是千古圣哲体玩不已的对象。底蕴十足。是不是就会欠准确，有比附之嫌。我敢说不会。（理由颇烦，此处不想细说。）无论如何，所谓“虔信”者，相信所有不熟悉古希腊思想者读至此，很难明了其中意指，与音译无异。完全的生造词汇。说句武断的话，不如干脆写上希腊原文算了，何必多此一举。至于其中中文难以体现的关于“神意”的内涵，译者也在注释中说明，以便读者深究。
短短几行中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，吕克昂的翻译，严、王本都采音译，水本翻作光明寺，相当精确。阿波罗神庙者対义光明寺正好，而其中相关附属设施的意思，也可在汉字“寺”中得以体现。汉语中“寺”本非单为“寺庙”之意。而是有更广义的所指。比如“大理寺”。
总之，在水先生这部《古希腊散文选》里，让中文阅读柏拉图的滋味成为可能。殊为难能。不仅对于外国文学爱好者，对于留意柏拉图哲学的读者也大有助益。因为向柏拉图这样的“诗人”哲学家，他的“风格”既是其思想的一部分。一如尼采、祁克果。很难想象，鲁迅的文章没有了幽暗激愤的文风，是种什么味道？对于痴情的恋人来说，爱人的体香胜过万朵玫瑰的浓香。
附：顺便提上一笔，关于《游叙弗伦》近来在国内学界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。中国的康德哲学“大师”邓晓芒教授痛批儒家学者们的“乱攀亲戚”，扯上柏拉图为“孔夫子”助拳。指责“新儒家”们“对柏拉图《游叙弗伦篇》的一个惊人的误解”。照我看，实际情况是双方都没有“正解”。打破砂锅的话，可能还是邓“大师”误的多点。
